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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身份证”的获得到法律身份的实现

时间:2019-02-12  访问:

不过,在长期的制度实践过程中,现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困境在一些具体法律关系中也日益凸显。比如,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居(村)委会有权与公司法人签订合同兴建老年公寓吗?又如,在城镇化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居(村)委会能代表本地居(村)民与拆迁方进行集体谈判并就拆迁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吗?再如,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58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2.86万亿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的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总额均在数千亿级),而掌握如此庞大经济资源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依法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吗?种种诘问,均指向一个关键性制度缺陷,即长期以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仅有法律地位而无法律身份。在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下,这种“法律身份”则更多地指向“法人身份”。

对此,2017年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年11月3日,国家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韶九社区举行的全国首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颁证仪式上,颁发了全国首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拉开了全国10万多个居民委员会、55万多个村民委员会陆续获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这一“特别法人身份证”的序幕。这既是对2017年10月1日起生效的《民法总则》第96条和第101条在将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定性为“特别法人”的基础上明确其具有“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的法律能力的直接回应,也是对《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的全面贯彻。有媒体报道称:“这将进一步提高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有助于加强村(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高村(居)民委员会服务能力,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毋庸置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获得正式进入现代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入场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自然值得额手相庆,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获颁“身份证”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依照法律规定践行特定的身份。对此,如下三点或许同样值得深思。

1.规范依据问题。作为颁发特别法人身份证的规范依据,《民法总则》第三章第四节的内容比较抽象和原则。虽然6个条文的篇幅谈不上单薄,但实质性规范较为概括,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其核心制度内容无非包括特别法人的类型(第96条)、各类特别法人的民事活动参与资格及对既有单行法制度的承认(第99-100条)、机关法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制度安排(第97、98、100条)。这一规范现状实际上决定了特别法人制度的具体贯彻落实必须建立在《民法总则》与相关法律规范协调而成的规制体系的基础上。这种协调的规范供给来源主要有四个层面。

第一,在中央立法的层面,《民法总则》第99条、第100条明确提出“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以《城市居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组织法》等为代表的法律及相关行政法规就自然被纳入协调的视野。

第二,在地方立法的层面,一方面,许多具有“先行先试”色彩的相关地方立法因中央立法的滞后而导致自创的特色制度一直处于不稳定、过渡性的状态,《民法总则》的颁行和特别法人身份证的颁授实际上补足了长期缺位的上位法基础;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各地差异化的实践环境,地方立法完全可以根据以《民法总则》为代表的中央立法的原则与授权,创制更接地气的“本土法治资源”。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全面赋予所有设区的市和自治州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人身份的依法行使无疑属于《立法法》第72条、第82条规定的设区的市立法权范畴中“城乡建设与管理”的当然内涵,特别法人制度也就自然成为市级立法应予关注的题中之义。

第三,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事实上,相关法律也早就对居(村)民会议决议、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等自治规范的效力予以专门确认。由此,特别法人身份的真正落实也必然同时受到前述自治规范的约束,而这些自治规范的效力是否具有外部性,又与其同相关法律规范关系的协调效果息息相关。

第四,回归传统的政法关系场域,不难发现社会机构信用代码改革早在2015年的国务院33号文中就已全面铺开,《民法总则》中的相关条文其实是对政策改革的法律背书,改革进程中政策对法律的引领效用也得以再次凸显。然而,在《民法总则》已然正式实施且特别法人身份证陆续颁出的今天,如何重新思考该改革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政法关系,就颇为必要。我们不能忽视灵活性、实操性为政策手段构筑的天然实施空间,但至少应以相关中央与地方立法的明确规定为基础。

2.行为基础问题。特别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相关的民事活动,意味着民事行为能力在理论上的获得,但实际能否实现自身的民事行为能力,还往往与自身实际掌握的财力资源挂钩,这也是现代社会构建民事关系、承担民事责任的基本要求之一。

《民法总则》第三章第四节中的特别法人可分为三类:一是城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法人。由于其本身就源自经济要素的联合,因此其财力来源自不待言,制度核心乃是如何按照相关组织章程使用的问题。二是机关法人。根据《民法总则》第97条的规定,其成立的前提要件之一即是“有独立经费”,故财力来源同样不存疑惑,关键点主要是经费使用的问题,尤其是在发生担责性支出后对相关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进一步追责问题。三是居委会、村委会等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不同于前两类特别法人,首先其经费来源就比较复杂。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第37条的规定,村委会经费存在委托部门支付、筹资筹劳、地方政府适当支持三种来源,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显著;而根据《居委会组织法》第17条的规定,居委会的工作经费和成员的生活补贴费均由区县级政府拨付,特定情况下可从居委会“经济收入中给予适当补助”,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同样明显。这就进而诱发如下两点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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